当时除增设卖武功爵之外，也开始增设卖官制。“入财者得补郎，郎选衰矣”。11“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，为郎增秩，及入羊为郎”。“是时，豪富皆争匿财，唯卜式数求入财以助县官，天子乃超拜式为中郎，赐爵左庶长，田十顷，布告天下，以风百姓”。“始令吏得入穀补官，郎至六百石”。“吏迁补高官，郎又就增其秩，得至六百石也”。12黄霸“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，补侍郎谒者”，“後复入穀沈黎郡，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”，13杨仆“以千夫为吏”。14当时通过买爵补吏，再由吏升官，是一条入仕途径。

如淳注说：“《汉注》：赀五百万得为常侍郎。”西汉有若干买官入仕的名人，如张释之“以赀为骑郎，事文帝”，15司马相如“以赀为郎，事孝景帝，为武骑常侍”。16按“郎官故事，令郎出钱市财用，给文书，乃得出，名曰‘山郎’”。17当时郎官的地位已相当高。

因买官入仕而有政绩者，自然是寥若晨星。董仲舒认为：“夫长吏多出于郎中、中郎，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，又以富訾，未必贤也。”18汉景帝後二年（公元前１４２）诏：“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，廉士算不必众。有市籍不得官，无訾又不得官，朕甚愍之。訾算四得官，亡令廉士久失职，贪夫长利。”当时“訾万钱，算百二十七也”，这是一种财产税。西汉“限訾十算，乃得为吏。十算，十万也”。但有市籍的是商人，商人“不得官”，汉景帝改为“訾算四得官”，19实际上也须拥有四万钱的家产，方能当官。其意也与董仲舒之说相似。但汉武帝时，“除故盐、铁家富者为吏。吏益多贾人矣”，20又打破了商人不得为吏的某种限制。

贡禹指责卖官鬻爵说，“孝文皇帝时，贵廉洁，贱贪污，贾人、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”，而汉武帝“使犯法者赎罪，入榖者补吏，是以天下奢侈，官乱民贫”。“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，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，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。故俗皆曰：‘何以孝弟为？财多而光荣。何以礼义为？史书而仕宦。何以谨慎为？勇猛而临官。’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，行虽犬彘，家富势足，目指气使，是为贤耳。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，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，兄劝其弟，父勉其子，俗之坏败，乃至于是”！21他的说法其实有片面性，卖官的结果必然是滋长官场中贪饕之风，难道汉文帝时就无贪饕之风，不过到汉武帝时，贪饕之风就更加炽盛而已。

汉成帝鸿嘉三年（公元前１８）四月，“令吏民得买爵，贾级千钱。”永始二年（公元前１５）诏：：“关东比岁不登，吏民以义收食贫民、入穀物助县官振赡者，已赐直，其百万以上，加赐爵右更，欲为吏，补三百石，其吏也，迁二等。三十万以上，赐爵五大夫，吏亦迁二等，民补郎。”22以赐爵和补郎的办法赈灾。

东汉继续实行卖爵制度，其出卖的名目有所扩大。汉安帝永初三年（公元１０９），“三公以国用不足，奏令吏人入钱穀，得为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郎、五大夫、官府吏、缇骑、营士各有差”。23西汉时，关内侯爵尚不能出售，而如虎贲、羽林、缇骑、营士之类宿卫或军士衔也不在出售之列，此时都成了商品。王嘉《拾遗记》卷６载，永初时，“有琅琊王溥”，“後以一亿钱输官，得中垒校尉”，“中垒校尉，掌北军垒门，故曰军门主簿”。买卖校尉，又在正史记载之外。

汉桓帝延熹五年（公元１６２），“占卖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、缇骑、营士、五大夫，钱各有差”。24

汉灵帝光和元年（公元１７８）：“初开西邸卖官，自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，入钱各有差，私令左右卖公卿，公千万，卿五百万。”《山阳公载记》曰：“时卖官，二千石二千万，四百石四百万，其以徳次应选者半之，或三分之一，于西园立库以贮之。”25董太后“使帝卖官求货，自纳金钱，盈满堂室”。26崔烈虽“有重名于北州，历位郡守、九卿。灵帝时，开鸿都门榜卖官爵，公卿、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。其富者则先入钱，贫者到官而后倍输。或因常侍、阿保别自通达。是时叚颎、樊陵、张温等虽有功勤名，誉然皆先输货财，而後登公位。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，得为司徒。及拜日，天子临轩，百僚毕会，帝顾谓亲幸者曰：‘悔不小靳，可至千万。’” 崔烈问儿子崔钧：“吾居三公，于议者何如？”崔钧说：“大人少有英称，历位卿守，论者不谓不当为三公；而今登其位，天下失望。”崔烈又问：“何为然也？”崔钧说：“论者嫌其铜臭。”崔烈“怒，举杖击之”。 27此事还是反映了清议的影响，但清议到头来敌不过铜臭，在皇帝、宦官等的倡导下，卖官风与东汉的国运已成决堤千里，而不可掩抑之势。汉灵帝“遣御史于西邸卖官，关内侯顾五百万者，赐与金紫；诣阙上书占令长，随县好丑，丰约有贾。强者贪如豺虎，弱者略不类物，实狗而冠者也”。28中平二年（公元１８５），“南宫灾”。宦官张让、赵忠“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，以修宫室”。“刺史、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，皆责助军修宫钱，大郡至二、三千万，除各有差。当之官者，皆先至西园谐价，然后得去。有钱不毕者，或至自杀。其守清者，乞不之官，皆迫遣之”。29宋代洪适《隶释》卷１５《义井碑阴》说：

“右义井碑阴称五大夫者三十一人，称分子者六十人，摩灭者数人，题名之下，又有数十字，盖是纪事之辞，残缺无成文者。汉承秦制，爵二十级，其九爵曰五大夫。帝纪安帝永初三年，三公以国用不足，奏令吏人入钱榖，得为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郎、五大夫、缇骑、营士。又灵帝光和元年初，开西邸卖官，自关内侯、虎贲、羽林入钱各有差。则知汉末以赀受爵，比屋皆然。此碑五大夫所以若是之众也，惟分子未详……此碑分子似指土豪出分之子。”

此段残碑也反映了当时卖官之滥。后来晋人傅玄评论说：“灵帝时榜门卖官，于是太尉段熲、司徒崔烈、太尉樊陵、司空张温之徒，皆入钱上千万下五百万以买三公。熲数征伐有大功，烈有北州重名，温有杰才，陵能偶时，皆一时显士，犹以货取位，而况于刘嚣、唐珍、张颢之党乎！”30反映了当时卖官之盛。《续汉志》说，“灵帝时卖官”，曹操之父曹嵩“以货得拜大司农、大鸿胪，代崔烈为太尉”。31据说，汉“桓帝之初，京都童谣”，“‘梁下有悬鼓，我欲击之丞卿怒’者，言永乐主教灵帝，使卖官受钱，所禄非其人。天下忠笃之士怨望，欲击悬鼓以求见，丞卿主鼓者，亦复谄顺，怒而止我也”。32汉灵帝末中平四年（公元１８７），“卖关内侯，假金印紫绶，传世，入钱五百万”。33这意味着卖得关内侯者还可以传子袭孙，但当时黄巾军造反，天下大乱，汉朝也国将不国，是否能兑现已大成问题。

由于汉灵帝利用卖官爵，聚敛私财，为祸甚烈，成为当时政治腐败和昏暗的重要标志，故在后世史书上就非常出名。如《隋书》卷２４《食货志》说：“灵帝开鸿都之榜，通卖官之路，公卿州郡，各有等差。汉之常科，土贡方物，帝又遣先输中署，名为导行，天下贿成，人受其敝。” 马端临评论说：“武帝、灵帝卖官之事同，而其指意则异。武帝取之於豪富之百姓，盖风以毁家纾国之公谊。故卜式、黄霸虽以赀财进身，而不害其为名士也。灵帝取之於贪饕之公卿，盖纵其剥下媚上之私心。故崔烈、张温虽以公誉登仕，而无救其为小人也。”

从单薄的史料记载看来，秦汉时代的卖官制，无非是为弥补财政的亏空，其後果也必然是滋长官场的贪污和腐败，政以贿成，而在汉灵帝时达到了极致。所谓卖官，不仅包括无官者授官，也包括有官者的晋升。当时官员私人卖官的记录甚少，这是因为当时盛行辟举制，由中央直接任命的官员为数不多。既然官员辟举下属，是合法的行为，名正言顺，则向官员行贿而买官的情况事实上就不胜枚举。汉武帝元朔六年（公元前１２３）规定，因军功“受爵赏而欲移卖者，无所流貤”，按颜师古的解释，“此诏言欲移賣爵者，無有差次，不得流行”，34实际上应是禁止私下售爵。但东汉皇甫规在对策中说，汉顺帝“威分近习，畜货聚马，戏谑是闻；又因缘嬖幸，受赂卖爵，轻使宾客，交错其间，天下扰扰，从乱如归”。35此为汉顺帝的嬖幸私下卖官的实例。

二、三国至南北朝“钱入私门”

三国曹魏时，正式将原来的选部改为吏部，并在选拔官员方面实行九品中正制，加强了中央的人事权，也相应地减削了官员的辟举权，这其实意味着官员私人的买卖官位，就由公开和合法，逐渐转入隐蔽和非法。秦汉时的卖爵已逐渐衰退，取而代之者是卖官。刘毅曾率直地对晋武帝说：“桓、灵卖官，钱入官库；陛下卖官，钱入私门。以此言之，殆不如也。”36“钱入私门”，对官位进行私下交易，正是反映晋代卖官的新特点。当然，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应绝对化，不能认为秦汉时就没有“钱入私门”的情况。陆机说：“鬻官之吏，以货准才，则贪残之萌，皆羣后也，安在其不乱哉！”37晋惠帝时，“政出羣下，綱紀大壊，貨賂公行”，38当然包括了买卖官位的情况。东晋孝武帝时，“左右近习，争弄权柄，交通请托，贿赂公行，官赏滥杂，刑狱谬乱”。宗室司马道子“势倾内外”，39“中书令王国宝，性卑佞，特为道子所宠昵。官以贿迁，政刑谬乱”。“兵食资储，敛为私积，贩官鬻爵，威恣百城”。“茹千秋本钱塘捕贼吏”，受司马道子信用，“千秋卖官贩爵，聚资货累亿”。40

南朝的刘宋明帝时，据《宋书》卷８３《吴喜传》载：“南贼未平（晋安王刘子勋叛乱），唯以军粮为急，西南及北道断不通，东土新平，商运稀简，朝廷乃至鬻官卖爵，以救灾困，斗斛収敛，犹有不充”。另一记载更详：“时军旅大起，国用不足，募民上米二百斛，钱正万，杂榖五百斛，同赐荒县除。上米三百斛，钱八万，杂榖千斛，同赐五品正令史；满报，若欲署四品在家，亦听。上米四百斛，钱十二万，杂榖一千三百斛，同赐四品令史；满报，若欲署三品在家，亦听。上米五百斛，钱十五万，杂榖一千五百斛，同赐三品令史；满报，若欲署内监在家，亦听。上米七百斛，钱二十万，杂榖二千斛，同赐荒郡除；若欲署诸王国三令在家，亦听。”大臣邓琬“性鄙暗，贪吝过甚，财货酒食，皆身自量校。至是父子并卖官鬻爵，使婢仆出市道贩卖，酣歌博奕，日夜不休”。41 《太平御览》卷２１４《吏部尚书》引《宋书》说：“庾炳之为吏部尚书，通货贿。”其实，自设立吏部以来，“通货贿”当然不止他一人，其主要劣迹也无非是卖官。南齐末年， “国命朝权，政移近习。贩官鬻爵，贿货公行”。42陈朝季年，“宦官近习，内外连结，援引宗戚，纵横不法，卖官鬻狱，货赂公行”，“聚敛无厌，士民嗟怨”，43终于被隋朝所灭。

《太平御览》卷２１６《吏部郎中》引《後魏书》载：“韦玚为吏部郎，性贪婪，鬻卖官吏，皆有定价。”这是执掌人事权者“鬻卖官吏”，以入私囊。北魏後期，战祸连绵，孝明帝孝昌三年（公元５２７）二月诏说：“关陇遭罹寇难，燕赵贼逆凭陵，苍生波流，耕农靡业，加诸转运，劳役已甚，州仓储实，无宜悬匮，自非开输赏之格，何以息漕运之烦。凡有能榆粟入瀛、定、岐、雍四州者，官斗二百斛赏一阶；入二华州者，五百石赏一阶。不限多少，粟毕授官。”44“庄帝初（公元５２８），承丧乱之后，仓廪虚罄，遂班入粟之制。输粟八千石，赏散侯；六千石，散伯；四千石，散子；三千石，散男。职人输七百石，赏一大阶，授以实官。白民输五百石，听依第出身，一千石，加一大阶；无第者输五百石，听正九品出身，一千石，加一大阶。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，授本州统，若无本州者，授大州都；若不入京仓，入外州郡仓者，三千石，畿郡都统，依州格；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，授本郡维那；其无本郡者，授以外郡；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者，京仓三百石者，授县维那”。45当时北魏已处衰乱之世，财政十分困难，除了卖爵之外，甚至出售僧官。

北齐时，樊逊曾强调“循名责实，选众举能，朝无铜臭之公，世绝《钱神》之论”。46但在事实上，南北朝时，北齐的卖官现象极为严重。元坦历北魏到东魏、北齐，“虽禄厚位尊，贪求滋甚，卖狱鬻官，不知纪极”。47北齐前期，已“有何海及子洪珍开府封王，尤为亲要。洪珍侮弄权势，鬻狱卖官”。48自武成帝“太宁（公元５６１）以后，风雅俱缺，卖官鬻狱，上下相蒙，降及末年，黩货滋甚。”。49当时祖珽“乃疏侍中、尚书令赵彦深、侍中左仆射元文遥、侍中和士开罪状”，“士开、文遥、彦深等专弄威权，控制朝廷，与吏部尚书尉瑾内外交通，共为表里，卖官鬻狱，政以贿成，天下歌谣。若为有识所知，安可闻于四裔！陛下不以为意，臣恐大齐之业隳矣”。50沦及北齐季年，“赋敛日重，徭役日繁，人力既殚，币藏空竭。乃赐诸佞幸卖官。或得郡两三，或得县六七，各分州郡，下逮乡官亦多降中旨，故有敕用州主簿，敕用郡功曹。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，竞为贪纵，人不聊生。爰自邺都及诸州郡，所在征税，百端俱起”。“虐人害物，搏噬无厌，卖狱鬻官，溪壑难满”。51《北史》卷９２《恩幸传》说：“自（後主）武平三年（公元５７２）之后，（陆）令萱母子（穆提婆）势倾内外，卖官鬻狱，取敛无厌，每一赐与，动倾府藏。”52故北周韦孝宽上策周武帝说：“且齐氏昏暴，政出多门，鬻狱卖官，唯利是视，荒淫酒色，忌害忠良。阖境熬然，不胜其弊。以此而观，覆亡可待。”53 原先经济较发达，国力较强的北齐也果然被北周所吞灭。

总的说来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除了刘宋明帝时卖官，北魏後期卖官爵，兼加僧官之外，制度性的卖官反而比前代萎缩，而“钱入私门”的情况却大为扩展。东晋时的《抱朴子》外篇卷１５《審舉》针对官场的腐败说，“抑清徳而扬谄媚，退履道而进多财，力竞成俗，茍得无耻”。“以之治人，则虐暴而豺贪，受取聚敛，以补买官之费”。卷２７《刺骄》说：“世间或有少无清白之操业，长以买官而富贵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８３７引《金楼子》曰：“鬻官者，欲民之死。”据《隋书》卷３４《经籍志》：“《金樓子》二十卷，梁元帝撰。”梁元帝萧绎虽然身处侯景之乱後之衰世，称帝三年，即为魏军所杀，但喜读书，作文章，能援笔立就，此言仍不失为千古警语。但在今本《金楼子》中，此段要紧的话反而失传。

三、隋唐五代的卖官多门

一般认为，中国古代的所谓三省六部政制虽然有一个长期的、逐步的发展过程，但正式定型，还是始于隋朝。隋唐时的人事权高度集中于中央。唐朝官员的任免是由皇帝、宰相和吏部、兵部分等执行的。但古代的政治特点正在于人治，私下的卖官就决非仅限于按制度规定而掌握人事权者。例如唐朝的公主、宦官之类，从制度上说，当然与人事权无干，但他们照样可以私下卖官。人事权的高度集中于中央，为中央各种权势人物的卖官鬻爵提供了更大的空间。

隋朝看不出有何卖官的制度。郑译与隋文帝在北周时为同僚，自仗有“定策功”，“鬻狱卖官，沸腾盈耳”，54隋文帝虽然下诏予以指责，却仍予以优待。隋炀帝的大臣内史侍郎虞世基 “继室孙氏性骄淫”，“孙复携前夫子夏侯俨入世基舎，而顽鄙无頼，为其聚敛，鬻官卖狱，贿赂公行，其门如市，金寳盈积”，55但最後还是得到与隋炀帝同样的下场。

唐朝前期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卖官制度。但如唐太宗“贞观十八年，命将征辽东，安州人彭逋请出布五千段，以资征人。上喜之，比汉之卜式，拜宣议郎”。56唐高宗时，安州安陆县“彭氏以殖货见称。有彭志筠，显庆中，上表请以家绢布二万段助军。诏受其绢万疋，特授奉议郎，仍布告天下”。57此类只是个别的卖官特例。

直到安史之乱时，唐肃宗至徳元年（公元７５６）九月，“以军典事殷，国用不足，诏权卖官及爵，度僧尼节级纳钱”。“彭原郡以军兴用度不足，权卖官爵及度僧尼”。“人不愿者，科令就之，其价益贱，事转为弊”，58甚至强制出售官爵。至德二年（公元７５７），“郑叔清与宰相裴冕建议，以天下用度不充，诸道得召人纳钱，给空名告身，授官、勋、邑号”。“纳钱百千，赐明经出身；商贾助军者，给复”。59《通典》卷１１《鬻爵》记载更详，郑叔清于当年七月上奏说：

“承前诸使下召纳钱物，多给空名告身，虽假以官，赏其忠义，犹未尽才能。今皆量文武才艺，兼情愿稳便，据条格拟同申奏闻，便写告身。

诸道士、女道士、僧、尼如纳钱，请准敕回授馀人，并情愿还俗，授官、勋、邑号等，亦听。如无人回授及不愿还俗者，准法不合畜奴婢、田宅、资财，既助国纳钱，不可更拘常格。其所有资财能率十分纳三分助国，馀七分并任终身自荫，身殁之后，亦任回与近亲。

又准敕，纳钱百千文，与明经出身。如曾受业，粗通帖策，修身慎行，乡曲所知者，量减二十千文。如先经举送，到省落第，灼然有凭，帖策不甚寥落者，减五十千文。若粗识文字者，准元敕处分。未曾读学，不识文字者，加三十千。

应授职事官并勋、阶、邑号及赠官等，有合荫子孙者，如户内兼荫丁、中三人以上免课役者，加一百千文。每加一丁、中，累加三十千文。

其商贾，准令所在收税，如能据所有资财十分纳四助军者，便与终身优复。

如於敕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，嘉其竭诚，待以非次。如先出身及官资，并量资历好恶，各据本条格例，节级优加拟授。如七十以上情愿授致仕官者，每色内量十分减二分钱。”

上引纳钱物卖官的规定涉及了僧道还俗授官，授予明经出身，商人买官，官员晋升，子孙免课役等，杜佑加注说：“时属幽寇内侮，天下多虞，军用不充，权为此制，寻即停罢。”

唐德宗贞元四年（公元７８８）制规定：“军州官吏、寄客能务农业，入粟助邉，量其多少，酬以官秩。”60据《册府元龟》卷５０９《鬻爵赎罪》载唐宪宗元和十二年（公元８１７）诏说：

“入粟助边，古今通制。如闻定州侧近，秋稼多登，属以军府虚贫，未任收籴。将设权宜之制，以成储蓄之资。念切救人，不同常例。有人能于定州纳粟五百石，放同承优出身，仍减三选，听集。纳粟一千石者，〔便〕授解褐官，有官者依资授官。纳粟二千石者，超两资授官。如先有出身及官情愿减选者，每纳三百石，〔与〕减一选。”61

胡证出使回鹘，“充和亲使。旧制，以使车出境，有行人私觌之礼。官不能给，召富家子纳赀于使者，而命之官”。胡证“首请厘革，俭受省费，以絶鬻官之门”。62另据《唐会要》卷６７《试及斜滥官》记载，“旧例，使絶域者许卖正员官告，取赀自给，以备私觌。虽优假逺使，殊非法典”。唐宪宗元和七年（公元８１２）敕规定：“入蕃使不得与私觌正员官告，量别支给，以充私觌”，当是应胡证之建议，而取消了上述卖官制度。但到元和十五年（公元８２０）敕，又改为“其入回鹘使，宜仍旧与私觌正员官十三员，入吐蕃使与八员”。

五代後唐同光三年（公元９２５），李琪建议：“合差百姓转仓之处，有能出力运官物到京师，五百石以上，白身授一初任州县官，有官者依资迁授，欠选者便与放选。”唐庄宗“敕李琪所论召募转仓斛斗，与官行赏，委租庸司下诸州府，有应募者闻奏施行”。63赵玭是“澶州人，家富于财。晋天福中，以纳粟助边用，补集贤小吏，调濮州司户参军”。64又後周有一“糕坊，主人由此入赀，为员外官”故“都人呼花糕员外”。65这些都是制度性入赀买官的实例。

由此可见，隋唐五代时期的卖官制度并不发达，不过是在某些财政紧张情况下，临时性地公布一些卖官的规定，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的制度。

与卖官制度并不发达相对照，除唐初之外，豪贵与官员私人卖官鬻爵的记录就史不绝书。唐高宗时，“右相、河间郡公李义府典选”，即掌控着中央的人事大权，“贪冒无厌，与母、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，其门如市。多引腹心，广树朋党，倾动朝野”。他“本无藻鉴才，怙武后之势，专以卖官为事，铨序失次，人多怨讟”。66《朝野佥载》卷3说，“中郎李庆远狡诈倾险”，“诸司皆如此请谒嘱事，卖官鬻狱，所求必遂”。67唐中宗时，“皇后、妃、主、昭容卖官，行墨敕斜封”。68安乐公主“恃宠骄恣，卖官鬻狱，势倾朝廷。常自草制敕，掩其文而请帝书焉，帝笑而从之，竟不省视”。69《资治通鉴》卷２０９说：“安乐、长宁公主及皇后妹郕国夫人、上官婕妤、婕妤母沛国夫人郑氏、尚宫柴氏、贺娄氏、女巫第五英儿、陇西夫人赵氏皆依势用事，请谒受赇，虽屠沽臧获，用钱三十万，则别降墨敕除官，斜封付中书，时人谓之斜封官。”崔湜和郑愔“同掌选，卖官鬻狱”，为“一时巨蠧”。“人多怨讟，时京师大旱，为之语曰：‘杀郑愔，天必阴’”。70宰相萧至忠上奏说：

“当今列位已广，冗员倍多，祈求未厌，日月增数。陛下降不赀之泽，近戚有无涯之请，卖官利己，鬻法徇私。台寺之内，朱紫盈满，官秩益轻，恩赏弥数。憸利之辈，冒进而莫识廉隅；方雅之流，知难而敛分丘陇。才者莫用，用者不才，二事相形，十有其五。故人不效力，而官匪其人，欲求其理，实亦难成。”71

柳泽也上奏指出：

“神龙（公元９０５）以来，群邪作孽，法纲不振，纲维大紊，实由内宠专命，外嬖擅权，因贵凭宠，卖官鬻爵。朱紫之劳，出于仆妾之口；赏罚之命，乖于章程之典。妃主之门，有同商贾；举选之署，实均阛阓。屠贩之子，悉由邪而忝官；黜斥之人，咸因奸而冒进。”72

可知当时的卖官蠹政，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。唐中期的大臣元载“纳受赃私，贸鬻官秩”。73“贿赂朋党大行，不以财势者无因入仕”。74唐文宗太和三年（公元８２９）南郊赦说：

“卖官、买官人并仰赦书到後一月内，于所在纳官告陈首，得免其罪，如不陈首者，已後事觉，不在免罪限。”75

反映了自中唐以降，官员私下买卖官位的普遍和严重。郑注“依恃”宦官王守澄“为奸利，出入禁军，卖官贩权”，76郑注本人“资贪沓，既藉权宠，专鬻官射利，赀积钜万不知止”。77《唐语林》卷７载，唐懿宗“咸通末，曹相确、杨相收、徐相商、路相岩同为宰相。杨、路以弄权卖官，曹、徐但备员而已。长安谣曰：‘确确无论事，钱财总被收。商人都不管，货赂几时休？’”。78

晚唐时，宦官田令孜“知帝（唐僖宗）不足惮，则贩鬻官爵，除拜不待旨，假赐绯紫不以闻，百度崩弛，内外垢玩”。79韦昭度“在中书则开铺卖官，居翰林则借人把笔”。80大将高骈上奏指责说：“今贤才在野，憸人满朝，致陛下为亡国之君，此等计将安出？伏乞戮卖官鬻爵之辈，征鲠直公正之臣，委之重难，置之左右，克复宫阙，莫尚于斯。”81尽管如此，《全唐文》卷８９唐僖宗《南郊赦文》仍说：

“关节取受，本身值财，素来贫无，亦多举债。祗缘从来赦文，未甚分明，赏罚若行，必当止绝。自今以后，如有人钱买官，纳银求职，败露之后，言告之初，取与同罪，卜射无舍。其钱物等，并令没官，送御史台，以赃罚收管。如是波斯番人钱，亦准此处分。”

这自然是一纸空文。刘允章的《直谏书》痛陈时弊，说“今天下食禄之家，凡有八入”，其中“用钱买官，二入也”。82可知卖官已普遍成为官员们的重要收入之一。唐末大臣蒋玄晖也“擅弄威权，鬻爵卖官，聚财营第”。83崔胤在朱全忠的指使下上奏，说本朝的宦官们“参掌机密，夺百司权，上下弥缝，共为不法。大则构扇藩镇，倾危国家；小则卖官鬻狱，蠧害朝政。王室衰乱，职此之由”。84虽是为大杀宦官作藉口，但所说的情况也确是属实。

唐朝卖官的一种特殊现象，是所谓“债帅”。“自大历已来，节制之除拜，多出禁军中尉。凡命一帅，必广输重赂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，自无家财，必取资于人，得镇之後，则膏血疲民以偿之”。另一说为“自大历後，择帅悉出宦人中尉，所输货至巨万，贫者假貣富人，既得所欲，则椎斫膏血，倍以酬息，十常六、七。”债帅行贿买官的对象是宦官，“未尝由执政”。85

吏部的官吏当然也有受贿卖官者。唐宪宗时，“新授桂管观察使房启”之吏“赂吏部主者，私得官告以授启”。唐宪宗发怒，“杖吏部令史，罚郎官”，将房启“降为太仆少卿”，86成为当时一件大案。唐文宗时，宇文鼎上奏说：“当司前後推覆伪造出身文书，卖官并造伪印行用等因，张璹、刘尝建、胡伯忠犯罪，并在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恩赦前。准刑部大理寺详断，悉处极刑。”87看来张璹等人当是低官或吏。

在藩镇割据的形势下，强藩们自然也要卖官。“商贾、胥吏争赂藩镇，牒补列将而荐之，即升朝籍。奏章委积，士大夫皆扼腕叹息”。88唐武宗时，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对“大商皆假以牙职，使通好诸道，因为贩易。商人倚从谏势，所至多陵轹将吏，诸道皆恶之”。89

五代“自梁、唐已来，藩侯郡牧多以勲授，不明治道，例为左右羣小惑乱，卖官鬻狱，割剥蒸民，率有贪猥之名，其实贿赂半归于下”。90“汴州富人李让”，“以入赀”而得朱全忠宠信，“养为子，易其姓名朱友让”。91後梁朱友贞时，其亲信赵巌等人“依势弄权，卖官鬻狱”。92後唐时，平章事豆卢革、韦说“欺公害物，黩货卖官”。93皇帝们尽管也曾下禁令，如《五代会要》卷１７《伪官》载後唐闵帝在应顺元年（公元９３４）敕说：

“如有卖官、买官人等，并准长兴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断魏钦绪犯买官罪，决重杖一顿处死勅处分，其诈假官及冒名接脚等，并准律文及天成元年九月十六日勅指挥。”

此类规定其实只是反映了当时卖官现象的严重和普遍，至于实际状况自然决不可能令行而禁止。到後汉时，苏逢吉“尤納貨賂，市權鬻官，謗者讙譁”，却得到后汉高祖刘知远的“倚信”。94後宋太宗说：“近代诚为乱世，岂有中书布政之地，天下除授，皆出堂後官之手？卖官鬻爵，习以为常，中外官吏，贤愚善恶，无所分别，时政如此，安得不乱也。”95五代时的堂後官是高级的吏，他们因为身处“中书布政之地”，也照样受贿而“卖官鬻爵”。

在十国方面，如前蜀後主王衍时，“太后、太妃各出教，令卖官，自刺史以下，每一官阙，必数人并争，而入钱多者得之。又日挟后主游宴贵臣之家”。96後蜀王处回“既恃定策勋，位隆使相，遂专权贪纵，卖官鬻狱，四方有馈献者率先输处回，次及内府子德筠，亦倚势骄横，多为不法”。97

闽主王昶“遣医人陈究以空名堂牒卖官”。98他对吏部侍郎、判三司蔡守蒙说“聞有司除官，皆受賕，信邪？”蔡守蒙回答：“浮言不足信。”王昶说：“朕知之久矣。今以委卿择贤，而授不肖及罔冐者勿拒，第令纳赂。籍而献之。”蔡守蒙只能“纳赂除官，籍货来上”。他最後遭兵变被杀时，发动兵变的连重遇“执蔡守蒙，数以卖官之罪，斩之”99

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出现和发展，至少有三个普遍性的条件：一是商品经济的某种程度发展，使官爵可以成为商品；二是官爵成为肥缺，方得有愿意买官的可能；三是自秦汉以来，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，方得有卖官的可能。马克思主义是主张直接选举制，而否定各种形式的官员等级授职制，诚如马克思早已在总结巴黎公社原则时所昭示：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。”（《马恩选集》第２卷第３７６页）。等级授职制正是各种官场腐败，也包括卖官现象的温床和根源。古代公开的卖官制度的创设和发展，虽然各代不同，但大体都是与财政，特别是财政的困难密切相关的。然而豪贵和官员的私下卖官，则随着各级官员辟举制的削弱，中央授官制的发达而开拓了更大的空间，故更加兴盛。私下卖官其实也很难用得上“非法”两字，特别如唐中宗时的“墨敕斜封”。但是私下卖官更体现了超越制度规定的非制度化的人治的特点，这在专制政体的官员等级授职制下具有必然性。一个时代的卖官，总是与政治的昏暗和腐败程度成正比，总是成为一个时代政治昏暗和腐败程度的重要标尺。梁元帝萧绎早已总结出“鬻官者，欲民之死”的名言，因为卖官的结果，无非是纵容买官者加倍贪黩。他们不仅要偿还买官的成本，还须追加利息，多多益善，其结果无非是不遗馀力地刻剥百姓。依据古代的儒家舆论，腐恶的卖官现象，也与中国自古相传的各种可怕而可憎的政治遗传基因一样，是作为反面事物而受谴责的，处於无理地位。但另一方面，卖官现象仍是滋生不息，且有变本加厉之势。其故非它，既然上述产生卖官现象的社会政治条件一直存在，即卖官现象有丰厚的滋生沃土，又如何能做到正本清源式的根治呢？这是研究古代卖官应得的教训。

1 《史记》卷６《秦始皇纪》。

2 《汉书》卷２《惠帝纪》。按《惠帝纪》载，元年规定：“民有罪，得买爵三十级，以免死罪。”此为赎罪，非真正意义上的卖爵，参见陈仲安、王素先生《汉唐职官制度研究》第三章第四节。

3 《汉书》卷２４上《食货志》，卷４９《晁错传》。

4 《汉书》卷２４上《食货志》。

5 《汉书》卷１《高帝纪》。

6 《史记》卷３０《平准书》。

7 《汉书》卷４《文帝纪》。

8 《汉书》卷２４上《食货志》。

9 《汉书》卷３５《吴王濞传》。

10 《史记》卷３０《平准书》，《汉书》卷２４下《食货志》。

11 《史记》卷３０《平准书》。

12 《汉书》卷２４下《食货志》。

13 《汉书》卷８９《黄霸传》。

14 《汉书》卷９０《杨仆传》。

15 《汉书》卷５０《张释之传》。

16 《史记》卷１１７《司马相如传》。

17 《汉书》卷６６《杨恽传》。

18 《汉书》卷５６《董仲舒传》。

19 《汉书》卷５《景帝纪》。

20 《汉书》卷２４下《食货志》。

21 《汉书》卷７２《贡禹传》。

22 《汉书》卷１０《成帝纪》。

23 《後汉书》卷５《安帝纪》。

24 《後汉书》卷７《桓帝纪》。

25 《後汉书》卷８《灵帝纪》。

26 《後汉书》卷１０《董皇后紀》。

27 《後汉书》卷５２《崔实传》。

28 《後汉书志》第１３《五行志》。

29 《後汉书》卷７８《张让传》。

30 《三国志》卷６《董卓传》注引《傅子》。

31 《後汉书》卷７４《袁绍传》。

32《後汉书志》第１３《五行志》。

33《後汉书》卷８《灵帝纪》。

34 《汉书》卷６《武帝纪》。

35 《後汉书》卷６５《皇甫规传》。

36 《晋书》卷４５《刘毅传》。

37 《晋书》卷５４《陆机传》。

38 《晋书》卷４《惠帝纪》。

39 《资治通鉴》卷１０７太元十四年。

40《晋书》卷６４《司马道子传》，《魏书》卷９６《司马睿传》。

41《宋书》卷８４《邓琬传》，《南史》卷４０《邓琬传》。

42 《梁书》卷１《武帝纪》。

43 《资治通鉴》卷１７６。

44 《魏书》卷９《孝明帝纪》。

45 《魏书》卷１１０《食货志》。

46 《北齐书》卷４５《樊逊传》。

47 《北齐书》卷２８《元坦传》。

48 《北齐书》卷５０《恩幸传》，《北史》卷９２《恩幸传》。

49 《北齐书》卷４６《循吏传》。

50《北齐书》卷３９《祖珽传》，《北史》卷４７《祖珽传》。

51 《北齐书》卷８《後主、幼主纪》，《北史》卷８《齐本纪》。

52 又《北史》卷９２《髙阿那肱传》：“顿不如和士开、穆提婆母卖狱鬻官。”

53 《周书》卷３１《韦孝宽传》，《北史》卷６４《韦孝宽传》。

54 《隋書》卷３８《郑译传》，《北史》卷３５《郑译传》。

55 《隋书》卷６７《虞世基传》。

56 《太平御览》卷８２０《布》。

57 《旧唐书》卷８４《郝处俊传》。

58 《册府元龟》卷５０９《鬻爵赎罪》，《旧唐书》卷１０《肃宗纪》。

59 《新唐书》卷５１《食货志》，卷１４０《裴冕传》，《旧唐书》卷１１３《裴冕传》，。

60 《册府元龟》卷８９《赦寡》，卷５０９《鬻爵赎罪》。

61 以《唐会要》卷７５《杂处置》参校。

62 《旧唐书》卷１６３《胡证传》，《新唐书》卷１６４《胡证传》。

63 《旧五代史》卷５８《李琪传》，《册府元龟》卷５０９《鬻爵赎罪》。

64 《宋史》卷２７４《赵玭传》。

65 《说郛》?１２０《清异录》卷４《花糕员外》。

66 《资治通鉴》卷２０１，《旧唐书》卷８２《李义府传》，《新唐书》卷２２３《李义府传》。

67 关于李庆远的弄权时间，《朝野佥载》卷3与《册府元龟》卷９２４《倾险》，卷９４２《黩货》的记载互异。

68 《新唐书》卷４《中宗纪》。

69 《旧唐书》卷５１《韦庶人传》。

70 《册府元龟》卷４８０《奸邪》，卷６３８《贪贿》，《大唐新语》卷９。

71 《旧唐书》卷９２《萧至忠传》，《唐会要》卷６７《员外官》。

72 《旧唐书》卷７７《柳泽传》，《新唐书》卷１１２《柳泽传》，《唐会要》卷６７《员外官》。

73 《旧唐书》卷１１８《元载传》。

74 《旧唐书》卷１１９《常衮传》。

75 《唐大诏令集》卷７１。

76 《旧唐书》卷１６７《宋申锡传》。

77 《新唐书》卷１７９《郑注传》

78 《南部新书》卷１载第一句民谣作“确确无馀事”。

79《新唐书》卷２０８《田令孜传》

80 《北梦琐言》卷６。

81 《旧唐书》卷１８２《高骈传》。

82 《文苑英华》卷６７６。

83 《旧唐书》卷２０《哀帝纪》。

84 《资治通鉴》卷２６３。

85 《旧唐书》卷１６２《高瑀传》，《新唐书》卷１７１《高瑀传》，《资治通鉴》卷２４３太和元年。

86 《旧唐书》卷１５下《宪宗纪》。

87 《全唐文》卷７２５《论减张璹胡伯忠等奏》。

88 《资治通鉴》卷２４２。《旧唐书》卷１６《穆宗纪》作“方镇多以大将文符鬻之富贾，曲为论奏，以取朝秩者，叠委于中书矣。名臣扼腕，无如之何”。

89 《资治通鉴》卷２４７。

90 《旧五代史》卷９８《安重荣传》。

91 《新五代史》卷６９《高季兴传》。

92 《资治通鉴》卷２６９。

93 《旧五代史》卷６７《豆卢革传》，《韦说传》，《新五代史》卷２８《豆卢革传》。

94 《新五代史》卷３０《苏逢吉传》。

95 《长编》卷３８至道元年十二月丙申。《旧五代史》卷８１《晋少帝纪》，改“堂後官房头为録事，馀为主事”。

96 《新五代史》卷６３《前蜀世家·王衍》，《十国春秋》卷３８《顺圣皇太后徐氏》。

97 《十国春秋》卷５２《王处回传》，《资治通鉴》卷２８８。

98 《新五代史》卷６８《闽世家·王继鹏》，《资治通鉴》卷２８１。

99 《十国春秋》卷９１《康宗纪》，卷９８《蔡守蒙传》，《资治通鉴》卷２８２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